第14章 大争之世（1 / 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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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皇帝不是要用西元，余煌提起的心稍稍放了下来。

纪元之事关乎正统，他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当然不愿采用一个宗教的纪元。甚至在余煌看来，皇帝口中就不该该出现这个词，以免影响正统。

不过，听到皇帝让自己要制定一个纪元，余煌顿时为难道：

“臣无能，无法推算出来。”

“陛下宜召集礼臣、大儒，确定纪元元年。”

被余煌的反应所惊，朱由检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轻率。但他又担心议论下来，民间会有人拿来做文章，遂道：

“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慎重，朕要来祭告天地祖宗，希望能有所回应。”

“礼部和翰林院官员也可议论一二，明日朝议确定。”

心中已决定不管议论的结果如何，自己都要以天子名义定下这件事情。以免即将爆发的流贼之乱，会有人喊出“岁在甲子”之类的口号。

临走之前，还发出一道口谕：

“张居正重立起居注有功，荫一位后人起居舍人。”

“让内阁拟旨，发给张居正后人。”

这条口谕和余煌奉命创作的三篇文章、以及确定纪元的事情传到外朝后，不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却也让许多人心思浮动。尤其是恩荫张居正后人，让许多人觉得，新皇帝推许张居正。

不过，因为是以张居正重立起居注有功的名义，朝臣也说不出反对来。毕竟起居注能够对皇帝有所约束，这对官员来说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

而且张居正的政敌已经逝世了，他本人更是在天启二年平反，恢复故官，准予葬祭。无论是阁臣照样科道，都不会不开眼的反对，阻挠这次恩荫。

人们议论更多的，照样朱由检命余煌写的文章：

“陛下熟知礼法，遵循古礼，‘二名不偏讳’之说，实是圣贤本意。昔年唐太宗有《二名不偏讳令》，陛下虽未正式发出谕令，却命余状元做文章，圣意尽在其中矣！”

“唐太宗虽有《二名不偏讳令》，但是唐朝的人，可没怎么遵循。要不民部为何改为户部？李世绩又为何成了李绩？”

“更奇特的是李贺，因为他的父亲李晋肃的‘晋’与进士的‘进’犯嫌名，就被人说需要避忌不能考进士，连韩愈写了《讳辩》都没用。本朝避忌最轻，可谓一大德政。”

“是极！是极！若是仍按前朝，王在晋老师长教师的后人，那就不能考进士了。而且缺笔之例，也自唐时始。陛下明令不用缺笔，也是一桩德政。”

关于避忌一事，几乎全是赞美。毕竟作为文人，没有人想在写文章时还要当心避忌。明朝避忌之法一向甚轻，除了朱棣的“棣”字需要单独避忌外，其他时刻只需要注意历代先帝的名字连起来是什么即可，需要避忌的地方非常之少。如今皇帝登极后重申这一点，甚合他们心意。

但是，对皇帝要求直接称呼名字，却有人透露表现不解：

“称呼祖籍、官职、谥号，是在透露表现尊重。”

“陛下为何要禁止这样，让人直接称呼名字呢？”

旁边一人闻言，直接询问他道：

“韩昌黎人人皆知，那么李昌谷的名号，有几个人知道？”

这人当即回道：

“李贺祖籍陇西，逝世后葬于昌谷乡，难道会有人不知道？”

旁边的人又问：

“那么李安邑这個名号，你可知道是谁？”

这人思索良久，都没想到安邑有什么姓李的名人，正在羞恼之际，已经有人答复道：

“李德裕世居安邑里，其父李吉甫，人称安邑李丞相。”

“世兄拿这样的称呼询问，不觉太过了吗？李安邑之名，可没古籍记载。”

那人却摇头道：

“不然，古籍中有这个称呼。”

“《唐国史补》有云：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，李安邑最著，如爵号焉。”

“如果按古人的办法尊称，今人就不仅要记住古人的姓名和字号，还要连祖籍、官职、谥号，甚至居住的里坊都要记住。”

“陛下让我们直接称呼名字，其实也是德政啊！”

许多人闻言点头，觉得的确如此。不说那些历史名人，许多人在称呼一些重臣时，对他们的称呼都要斟酌再三。如今皇帝让人专门写了文章，说是直接称呼姓名即可，有重名的人时可以称字。这样称呼其他人时就简单了，最多在透露表现尊重时，称呼对方表字。

如此一来，有关称呼问题，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论。但是对二十四小时制和纪元问题，人们的争论就大了。纪元的事情没有多少人敢大发议论，但是日常使用的时光，他们却自觉很有资格议论：

“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申酉戌亥，这十二时辰自古就在使用。”

“陛下为何要因为自鸣钟，就改用二十四小时制呢？在自鸣钟上加上时辰不就好了吗？”

旁边有人纠正：

“不是改用，是并用。”

“时辰和小时并用，也没什么不好。”

还有人略显自得，取出一块精雕细琢的怀表，向周围道：

“我觉得二十四小时制更方便，时辰反而麻烦，全用数字纪录就好。”

“比如此刻，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十点二十分，你看有多直观！”

周围人看着怀表，都是眼界大开。以前只听说用钟表计时方便，如今真正见到，才知道到底有多方便。难怪皇帝要采用二十四小时制，和传统的十二时辰制并用。

更有人看着精巧的怀表，内心陷入沉思。隐隐清楚了皇帝在改元崇祯后，又命人制定新的纪元方法的用意：

“陛下这是在告诉我们，大明已经在计时工具上落后了，必须做出改变。此刻不定下二十四小时制，以后人们就会用其他的小时制。”

“纪年方法同理。此刻不确定新的纪元方法。以后就有人用基督纪元，记载我们先人的事情。”

“所以陛下要主动变，防备西洋人用他们的纪元，打击大明正统。”

脑海中隐隐闪过“大争之世”的念头，一些人其实已经意识到，天下不再是大明独尊了。利玛窦等人传过来的西学，让许多大明的读书人，对外界有了新的认识，影响到他们的观念。

皇帝制定新的纪年方法，也可以看做是为了适应变化，主动做出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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